清末，四川掀起轰轰烈烈的“保路运动”，清廷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，造成武昌空虚，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。以往，学界对“保路运动”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路国有的这一面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权的动机以及假借“保路运动”掩盖真相的本质。袁伟时在《中国铁路（1863-1949）：在愚昧、专制、侵略下挣扎》中研判：“闹得最凶的川汉路，筑路几乎没有什么成绩……账目的混乱和黑幕却十分惊人……从四川总督锡良到各级官员、士绅纷纷插手，雁过拔毛，层层盘剥。”而今，在《戊戌谈往录》中，著名文史学家陆建德教授通过最前沿的史料研究，揭示了“保路运动”的另一面，全面、真实地解读了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引发的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。

清廷的灭亡，是近代中国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各种矛盾叠加、激化的必然结果。雪珥的《辛亥：计划外革命：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》考证，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是晚清的主要矛盾，而“保路运动”使这一矛盾人为引爆。清廷“铁路国有”政策触动了民族情绪，与外邦银行签订的600万英镑、长达40年的《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》被鼓噪为“卖国”，让川路既得利益者找到了挑动民众与政府对立的绝佳借口。

“闹了46年的修成渝铁路问题，四川人白白牺牲了两千几百万两银子，辛亥年还流了一场血，到头来没有修成一里路。”民主革命家张澜在《与周善培谈撰写四川保路运动回忆录》中感慨万千。

清廷“铁路干线国有政策”本意是惠民，并非旧史学家所认为的官僚资本的贪婪、傲慢与偏见，通过剥夺民营资本而自肥。商办铁路弊端丛生，川湘两省农民对“租股”多有訾怨。所谓“租股”，基本“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”，“被”当了股东的川民哪有什么股权！陈瀛涛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载，由于“一个把持各地租股局和总公司的集团……当保路运动一发生，他们便在成都和各州县积极活动，有的成为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的领导人”。

他们以“路亡地亡”恐吓、欺骗已受伤害的民众，有此“民意”基石，川汉路局、四川咨议局自然就有不予配合川鄂湘粤四省督抚查账的“底气”。最终，暴力镇压成为清廷“不得已而为”之选择。

许多真相被道出，但更多的真相被隐瞒。“既得利益者……寻找各种借口，向（以布政使身份护理四川总督的）王人文施加压力，请他代奏中央，要求收回铁路国有成命……强调民间拥护商办：‘入股踊跃争先’‘川民认川路为命脉，就使节衣缩食，仍然照常入股’。”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，陆建德教授在《戊戌谈往录》中指出，清廷和既得利益者斯时的“态势已经了然”，“紫禁城里的病弱之猫根本抵不过地方上的几只硕鼠，后者的法宝就是阻断来自紫禁城的声音，垄断面对川民的话语权”。这一点，从“保路运动”主将邓孝可的《川路今后处分议》就可“窥豹一斑”。其虽著文“盛赞”铁路国有政策，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邓孝可之言“十分具体”：“（路股现金）使用权……留归咨议局与川汉公司的特权阶层。”只字不提普通股民的权利。

对一些人来说，“保路运动”成了他们谋利的契机。一方面，“川路”既得利益者试图“拿住”政府，利用铁路“国进民退”大赚一笔；另一方面，又不想让中央政府知悉其财务账目。这看上去像是“有问题找政府”，而实质上，“在那个利益集团成员的眼里，国家财政收入只是一只不设防的大钱袋，任人捞取。”然而，政府总是有着自己的“人格”，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，再孱弱的政府也没有完全受人摆布的道理。所以，清政府在申斥王人文的电文中叱责四川省“咨议局……辄肆要求……有不可告人之处”。因为利益集团没有获得特别的好处，“保路运动”揭开了序幕，“老人、妇女、儿童乃至社会边缘人物都被发动起来，使之进入‘爱国爱川’的神迷状态”。民国政府成立两年，就用比清政府保利股票更不靠谱的空头许诺，相继收回8条商办铁路，而民国数十年，四川寸轨未铺，蜀道更难。

“通过暴力手段夺权并且占有财源，这是辛亥年四川各地的共同特征。”在《戊戌谈往录》中，陆建德颇为关注筹建川路的那笔“集资款”。路没修，这笔“集资款”去了哪里？那些横尸川蜀督府衙门前的川民，大概至死都不曾知道他们自己被当枪使了？跳出历史片段看历史，我们才能把握历史的全貌。正如陆建德所言：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，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的挑战。

文章来源：检察日报